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日前发表了一篇题为的《中等规模战争的诅咒》的文章称，在伊朗，特朗普或掉入同样的陷阱。文章的作者是地缘政治分析专家和畅销书作家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 Kaplan）。
文章摘编如下：
1988年，军事史学家斯托克斯伯里（James L. Stokesbury）指出，民主国家最擅长打的，要么是由“专业人士”承担、普通公民不必卷入的小规模战争，要么是能够动员整个社会的大战。他接着写道，这类国家在应对“中等规模战争”时往往会遇到“非常现实的困难：一些人上前线，另一些人则留在家中”。
中等规模战争的规模，既大到足以造成巨大的破坏与流血牺牲，又小到不足以让整个后方社会全面卷入。它不应与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说的“有限战争”相混淆；在有限战争中，目标可能只是打击敌人，而非彻底摧毁对方。有限战争是经过设计的，而中等规模战争则往往由原本意在严格控制为小规模战争的行动逐步演变而来。在有限战争中，将领和政治领导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在当今的中等规模战争中，美国领导人并非如此。
同样，它们也不能与“小规模战争”归为一类，例如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和1989年入侵巴拿马；这些行动虽然曾短暂占据新闻头条，但本质上更接近帝国式治安行动。1995年美国对波斯尼亚的军事干预，以及1999年对科索沃的军事行动，也都仅造成极少的美军伤亡，而且主要是严格受限的空中作战。
对美国而言，中等规模战争构成了一种独特的问题。它不仅会毁掉一届总统政府，也会严重损害美国公众对本国政府处理外交事务能力的信心。表面上看，美国民众似乎早已厌倦中等规模战争，再也不愿重蹈覆辙。事实上，美国近几次中等规模战争结束后，公众和政界都曾宣称此类战争应当画上句号。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后，这种情绪尤为明显，因为这两场战争摧毁了多位高级决策者的声誉。
然而，美国如今或许正站在另一场此类战争的边缘。若伊朗神权政权未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投降，而美以持续轰炸又导致伊朗陷入无政府状态并破坏波斯湾稳定，那么特朗普政府针对伊朗的这场战争，完全可能演变为一场中等规模战争。推翻一个既有秩序，与建立一个新的、更加顺从的秩序之间，往往横亘着巨大的鸿沟。
美国在世界上的存在形态，实际上是一种事实上的帝国，而误入歧途的战争，本就深嵌于帝国主义的历史之中。帝国主义的要义，在于把帝国卷入那些可能带来利益、却未必关乎其国家核心利益的地区。尽管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都一再宣称，此类战争绝不会再次发生，但美国却反复周期性卷入中等规模战争，这恰恰反映了美国当代帝国处境的本质。若领导人不够谨慎，这类中等规模战争将削弱美国，并最终加速其衰落。
某场战争在失败之前，可能看起来像是一场“必要之战”；而一旦失败，回过头看，它又会被视为一场“选择之战”。 总统往往无法完全掌握千里之外地面现实的全部信息，但他仍必须在是否开战的问题上作出一个非此即彼的决定——而这一决定，日后将由那些拥有历史后见之明的人来评判。
在这种情形下作出决策，存在发生根本性误判的风险。人们或许普遍同意，掌握核武器的激进行为体和神权统治者是危险的，但究竟何时应对其采取军事行动，却远非如此简单。伊拉克战争已经证明，行动过于仓促是何等愚蠢。尽管2026年的伊朗政权比2003年的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更接近获得核能力，但这一步进展是否足以使一场中等规模战争的风险变得必要，却并不清楚；而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已经使这种风险成为现实可能。
特朗普曾承诺要结束“永久战争”。但由于言辞松散、规划不周、政策纪律缺失，以及任何一位领导人在动荡世界中都难免会犯下的种种错误与误判，他却发现自己正跌跌撞撞地卷入新的战争。其政府针对伊朗部署了庞大的海空作战力量，但并未投入大量地面部队。然而，渐进升级这条“滑坡”本身就是问题所在。
倘若伊朗爆发内战，或出现类似内战的局面，政府就可能感到不得不派遣特种部队和顾问去支援其中一方。而升级的风险也将由此层层螺旋式上升。越南战争从爆发到演变为一场中等规模战争，历时多年，贯穿了整个肯尼迪政府时期，并延续到约翰逊政府初期。伊朗局势也可能沿着类似轨迹发展。
一个小规模战争或军事行动可能扩展为中等规模战争的危险信号，就是人们谈论地缘政治太多，而对当地文化和政治条件关注太少。历史学家塔奇曼（Barbara Tuchman）曾指出，如果美国在越南问题上少一些地缘政治思维、多一些地方性理解，结果本可能好得多。
美国最大的外交政策灾难，往往正是因为决策者沉迷于那些他们其实无力妥善驾驭的地区性与全球性后果，从而忽视了地面上的关键现实。在越南，美国领导人忽视了越南民族主义的历史与性质；在伊拉克，他们忽视的则是宗教派别主义。塔奇曼主张，领导人应当更多信任区域问题专家，而不是宏大战略家或民主输出鼓吹者。她指出，细致而具体的文化知识，比各种指标和含混不清的构想要有用得多。
中等规模战争，往往源于对干预对象所在国家或地区的误解。关键在于，干预国必须清楚自己究竟卷入了什么。这看起来似乎不难，但实际上可能是决策过程中最困难的一环。谈及文化问题和差异总是颇为棘手，因为这很容易被误解为偏见，从而使人们回避那些关于地面现实的关键讨论。但恰恰是这种讨论，才能让一个超级大国避免陷入麻烦。
在所有这些情形背后，始终潜伏着一种“虚假荣誉”所带来的危险——即因自尊受挫而诉诸暴力回应的冲动。自历史开端以来，无论大国小国，都极易受到这种冲动驱使。特朗普对个人侮辱作出反应的倾向尤为危险，这可能引发军事上的过度反应。充满升级意味且情绪化的言辞，往往会把小规模战争一步步推向中等规模战争。但是实力越强，就越需要自我克制。避免陷入小规模战争，乃至中等规模战争，正是从这种克制开始的。
地面作战尤其危险，因为它们很容易迅速演变为泥潭。到目前为止，在尼日利亚、委内瑞拉和伊朗等所有军事行动中，特朗普几乎完全依赖空中和海上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件好事。美国尤其应对东半球的地面作战保持警惕，因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所有中等规模战争都发生在那里。这不仅仅是因为遥远距离带来的挑战，也因为美国在这些地区获取情报的能力，通常弱于其在自家“后院”的情报质量（当然，即便在后院，美国也可能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前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将伊拉克设想成另一个巴拿马——几周或几个月内迅速进出，只需动用有限兵力。但美国对巴拿马的情报掌握程度远远高于对伊拉克的了解，而且伊拉克还是一个大得多的国家。拉姆斯菲尔德和乔治·W·布什政府没有听从塔奇曼的建议，没有信任那些警告不要介入的区域专家；他们也没有为入侵后的伊拉克制定充分且现实的方案。最终结果，就是一场代价高昂的中等规模战争。美国的每一次军事行动，无论规模多小，都应配套一套完整的“次日计划”，并持续加以更新，以便将专业官僚体系中的区域知识更充分地纳入外交政策决策之中。
冷战后初期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期间、后来又出任美国国务卿的鲍威尔（Colin Powell）曾主张：除非美国拥有压倒性力量、明确的退出战略、攸关重大的国家利益、清晰的目标以及广泛支持，否则不应轻易投入战争。这一主张后来被称为“鲍威尔主义”。近些年来，这一理念已被边缘化，但它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也许，鲍威尔主义的终极目标并不单纯是避免战败，而是避免陷入中等规模战争。而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强国而言，避免中等规模战争，就意味着必须对自己所卷入的小规模战争保持极高的谨慎。
那些存续时间最长的帝国和强国，往往正是成功避免中等规模战争的国家。例如，拜占庭帝国之所以能够延续一千多年，正是因为它尽一切可能避免公开战争。值此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之际，它也正面临一系列不断升级的冲突。倘若它无法避免那些过去曾长期困扰自己的中等规模战争，那么公众与执政精英之间，就可能出现致命性的分裂。这种影响未必会立刻显现，但国家正是在这样的裂痕中缓慢走向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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